夏衍以一位大作家和中国戏剧电影艺术的奠基人之一知名于世，他自己却说：“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
他从1937年奉命办《救亡日报》开始，当了12年新闻记者。他写社论、时评、漫谈、通讯、杂文随笔、新闻报道，从写几千字的论文到几十个字的补白，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他是一位全能记者，办一张报纸的十八般武艺般般皆能，并且出神入化，花样翻新。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是原来在上海出版的报纸可以复刊，并且同意《新华日报》在南京或上海出版。夏衍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创办《建国日报》，他仅仅找了一位记者，总共两个人就把这张报纸办了起来，而且一炮打响。国民党眼看大事不好，只让它出版了12天就把它封了。这恐怕是报业史上办报人数最少、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份报纸。同时，国民党又迟迟不容许《新华日报》出版。自己的报纸出不来，怎么办？共产党的笔杆子们又想出借窝生蛋的办法：为别的报纸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办人家的报！夏衍的成绩最突出。1946年夏他被调离上海时，他一个人开辟的阵地要好几个人才能接下来。
夏衍1944年到《新华日报》工作。当时，乔冠华以于怀笔名写“国际述评”。每周一篇，议论透辟，文笔漂亮，重庆报界无人能比。这是《新华日报》的独家精品，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他早已准备在美英盟军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之际好好写一篇，不料恰恰在那一天前夕，他突然患肠梗阻进医院开刀，“国际述评”怎么办呢？夏衍临时披挂上阵，以余伯约笔名打了这一仗，同样好评如潮。他把这个专栏一直写到乔冠华出院。
古人说善书者不择笔，夏衍写文章不择地、不择时、不择纸。我记得有一次在一间小小的兼饭厅的客厅里，有好几个人在高谈阔论，夏衍旁若无人、侧身斜靠着一张中式小茶几写文章。他自己说他常在轮渡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会场上写、在闹哄哄的编辑部和会客室里写、别人谈天的时候更可以写，总之随时随地写。他也不管是什么纸，也不管纸张大小，写起来顶天立地、不留空白。他一生写作的字数没法统计，用过的笔名约有一千个。
关于写文章，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就他写的两篇文章总结了两条：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我想可以叫做作文要领，对今天的新闻记者特别意义重大。
第一篇是他写的一则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这是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潜伏特务，一起出来抢占房产，鱼肉百姓。两句话的“补白”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不但在上海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
另一篇文章的情形复杂一些。二战末，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出兵我国东北，很快把日本“关东军”消灭了，对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起了有力的作用。但是苏联随即拆走了日伪在我国东北留下的所有工厂设备。苏联对盟友的这种掠夺行径，中国人民极为反感。这种行径并且立即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规模反苏反共的机会。夏公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他的回忆录里讲他写作的初衷时说：“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但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
夏公说，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写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
（《人物周报》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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